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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世纪回顾>百年中国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的丰碑


    在那庄严的一刻,290只手在著名的京西宾馆会议厅举起。
    中国的命运,就在这众手高举的瞬间,出现了历史性的大转折。
    这一天是1978年12月22日。
    数小时后,这次著名会议的公报以新华社电讯的形式飞向世界各地:
    今日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作出令国人鼓舞的决定:及时地、果断地停止使用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口号与理论,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有人说,纵观我们党的历史,有两次会议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一次是1935年1月红军长征路上召开的遵义会议,另一次就是1978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胡绳同志也曾经发表过这样的看法:从发挥历史转折点的作用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和遵义会议的意义是相同的。它之所以如此地引人瞩目,是因为中国当代的历史在这里实现了大转折!
    这一次全会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确立了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方针。
    假如用时间的尺度来丈量历史,我们发现,这样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从开幕到闭幕,仅用了5天时间,它的整个过程显得是那么的清楚而富有条理。
    应该说,这次大会之所以开得团结而成功,得归功于发生在这一年夏天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及5天前刚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因为“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全会清除了理论上的误区,而中央工作会议则为全会作了充分的准备。
    于是,经历了重大磨难的中国,终于在跨入公元1979年之际,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宣言。
    在真理标准的阳光下
    在这次全会上,与会同志认真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及以前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历史问题。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肯定邓小平1975年主持工作取得的成绩和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做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全会决定,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
    全会还对民主和法制进行了认真讨论,认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中国的发展要依法治国。
    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高度评论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会的公报说:“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同时,全会针对党内一些人在思想理论方面感到困惑的问题,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始终坚持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同志历来对自己的评价。”
    在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澄清了思想理论观点的同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提出了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改革、开放、搞活”的重大战略方针,实现了从封闭到开放,从固守成规到进行各方面改革的转变。
    “中国号”巨轮有了领航人
在这次全会上,最引人注目的当是选出了新的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同志在新的领导集体中确立了关键地位;陈云被选举为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还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增选了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国号”巨轮终于有了领航人。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观点
    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谈了四个重要观点:
    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三、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
    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邓小平强调: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搞现代化建设是最大的政治。
这个在三中全会上确立下来的指导思想,经过不断的发展,就形成了一个“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也成了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
    一份契约,21个鲜红的手印
    1978年,安徽遇到了罕见的大旱,粮食几乎是颗粒无收,不少村头又出现了讨饭的队伍。虽然实行了所谓的“大包干”,还是调动不起人们的积极性。
    正是在这时候,小岗这个典型应运而生了。
    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是个远近闻名的穷村。
    1978年11月24日那个漆黑的夜晚,以生产队长严俊昌、副队长严宏昌为首的18户农民聚在了一起,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中心议题是:怎样才能搞到饭吃?
    “看来只有一条道了,就是包产到户。”
    这句话打破了沉默,气氛为之一振,人们你一句我一句地发言。
    谁都担心,搞包产到户搞不好就是反革命,刘少奇的罪状就是“三自一包”啊!
    “要是他们队干部关了监狱,他们家里的老小怎办?”
    “我们养着!”
    “对,我们养着!”
    在场的3个干部在逃荒中没有落过泪,但面对如此真诚的乡亲,他们怎能不泪如泉涌?
    严宏昌掏出一张纸,写下了这份保证书。
    他们写下自己的决心,写下了自己的誓言,也写出了一代农民的心声。他们用粗糙的手按下了血一样的手印,他们愿意用生命和热血同甘苦、共患难;自己救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好在当时的安徽省有关领导,支持了小岗人的这一做法,省委书记万里明确表示:可以试一试嘛!
    在当时,这些老实巴交的农民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份秘密协议上写下的“该完成国家的,就完成国家的,该完成集体的就完成集体的”等语言被人们概括成了一句响亮的口号: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
    小岗村的人们也不会料到,从他们开始,中国农村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农民在土地上种什么,怎么种,都有了他们的自主权。他们不必再搞什么批判会、赛诗会,他们开始在土地上找到了更多的自我。
    生产力的解放,说到底是人的解放。应该说,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彻底拂去了小岗人民心头的阴霾,焕发出空前的生产热情。
    1979年的秋天,小岗村迎来了少有的大丰收。收粮食132370斤,相当于1966年到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过去23年的公粮一粒未交,年年吃国家的返销粮,1979年向国家交售粮食3万斤,卖给国家油料24933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