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源]少数官员生活不检点，成艾滋病易感人群。“易感”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防艾知识的无知，一个对3000名中国地方官员的调查显示，六成以上官员不知艾滋疫苗尚未问世；另一方面，已被查处的腐败官员中一些人拥有多名情妇，而性伙伴越多意味着感染和传播艾滋病病毒的几率越高。(11月9日《南方周末》）

官员怎么会成易感人群呢？在公众印象中，官员向来是防艾的发号施令者，宣布这个群体为高风险人群，警告那个群体成易感染人群；指令这个群体要作为重点防艾对象，命令那个群体上岗要接受艾滋检测——没想到向来置身于防艾之外、被管理者之上的领导干部群体，竟然也成了易感人群。

这个让人瞪目的反讽结果，暴露出我们许多社会问题治理中的“管理者豁免”现象：治理一个问题时，首先将领导干部排除在管理目标对象之外，让他们享受一种监管豁免权——官员嘛，是管理别人的人，当然会比其他群体更高明、更道德，所以没必要监管他们；领导干部群体，就是这个社会一个特殊和例外的群体，就像“手电筒”一样，只照向别人而不会照向自己。

正因为这种根深蒂固的“管理者豁免”意识，所以像预防艾滋病教育、公民普法教育、安全卫生教育之类的活动，向来都只指向普通公众，指向农民工、大学生、流浪人员等普通社会群体，官员天然地置于“训话者”和“指导者”的俯视地位；似乎只有这些群体才可能不懂得防艾、不懂得守法、不懂得安全卫生知识，所以需要由官员组织活动对他们进行教育。

就拿防艾政策来讲，每年各地出台那么多政策，从安全套进宾馆到农民工防艾培训，从娱乐服务从业者上岗前先接受艾滋检查到学校开防艾课程，防艾政策差不多涉及所有群体了，就是没有指向官员群体的。

其实相比无权的普通公众，掌握着权力的人更需要“管理”，因为权力导致腐败，这应该是一个基本常识，即使在“防治艾滋病”这个非政治问题是也应如此——因为手握权力的人可能会以权谋色，可能面临更多的性诱惑。

可因为“官员群体豁免”的公共政策习惯，一个高风险群体竟然长期置身于防艾管理之外，在其他群体都通过教育养成基本的防艾知识后，蓦然回首才发现，我们的官员竟然对防艾如此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