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家媒体关注西丰事件,并报道了最新进展:辽宁省西丰县警方正式撤销了记者朱文娜“涉嫌诽谤罪”的立案,并撤销了对其的拘传决定。记者朱文娜表示要就被西丰警方立案拘传一事申请行政复议,同时还要反告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对其的诽谤。朱文娜所在的《法人》杂志社发表声明,感谢社会各界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和声援。

应该说,西丰事件自被媒体披露以来,正朝着人们所期待的方向发展。尽管目前还谈不上什么处理结果,但是整个事件的是非黑白已经宛然可见,这是让人欣慰的地方。但是,伴随着这种乐观情绪的却是一种无意中的偏向,即西丰事件被缩小了,它成为地方官员权力与媒体影响力之间的一种角力和较量。从一开始的“地方警察胆敢进京抓记者”的报道和议论,到中国记协等机构的关注,再到《法人》杂志社在声明中感慨“舆论监督报道遭遇诽谤立案是法治社会的耻辱”,仿佛都在无意间强调着北京和记者身份。

连西丰官员也对媒体表示,当地公安机关到北京对记者采取司法措施是不合理的,拘传记者带来了负面影响。这句话反过来似乎可以解读成,除了北京,除了记者,当地公安机关所采取的措施便是合理的,也不会带来负面影响。说到这里,我们才触及了问题的关键所在。西丰事件的要害不是事发于北京,也不是拘传了记者。它的死穴在于权力的放肆和狂妄,一个县委书记感到自己受了诽谤,他治下的公安机关就敢于违反法律规定去抓人,张狂的权力可以随意践踏法律,这才是最让人恐怖的地方。

关注舆论监督的环境和媒体的生存状态,这当然也可以算作观察西丰事件的一个视角,进而可以说中国记协、《法人》杂志社的行动表态都符合其角色本位。但是,整个社会看待西丰事件却不应仅仅局限于此。要知道,记者朱文娜被非法拘传首先是一个公民被非法拘传,其次才是一个记者被非法拘传。换句话说,拘传的是一个记者或是一个平民,在这里身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一个追求法治的国度,法律因为一个公民的无端被拘遭受了权力的践踏。

西丰事件的结局是否完美,并不仅仅取决于一份杂志或一个记者是否取得了胜利。或许,淡化媒体角色,以一个公民的身份保护自己的神圣权利,以法律的名义和法律的方式让弄权者受到惩处,这样更能彰显这一事件的非凡意义。从这个角度看,朱文娜要求行政复议并打算反告张志国诽谤的举动,都是值得敬佩和期许的。

自《山西晚报》